18年前，汶川地震中，一位母亲被发现时已经没了呼吸。救援人员费力地从她身子底下抱出一个婴儿，只有三四个月大，毫发未伤，甚至还在甜甜地睡梦中。后来，救援人员在孩子的小花被里发现了一部手机，屏幕上显示着这条未发出去的短信。
我们无法知晓，当时还有多少条未发出去的短信，多少通未拨出的电话。多一分信号，就多一分生命的希望。
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我国迈出了建造自主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步伐。之后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卫星通信不断普及，同时推动了我国大应急体系的完善。
当时，中国电信汶川分公司员工刘道彬正守在三楼机房，人根本站不稳。他赶紧抓起桌上的电话，已经打不通。刘道彬意识到网络可能大面积中断，只能冒着余震冲出机房，去取汶川唯一一部海事卫星电线分左右，电话接通。他发出了第一声呼救：“汶川地震了！机房没有垮塌，但墙面出现裂缝……”“嘟嘟嘟……”，话还没说完，信号就中断了，再也打不通。
15名空降兵勇士带着卫星通信装备，在没有地面标识、没有指挥引导、没有气象资料的情况下，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冒着生命危险，为震区撕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当时我国没有自己的移动通信卫星系统，抢险救灾只能租用国外卫星电话，对卫星资源的调配没有控制权。一旦灾区卫星电话使用率高，信道就容易拥堵。
2021年的一场暴雨，导致郑州大面积断水、断电、断网。但是，一个个日常使用的应用，一个个改变人们习惯的巨无霸公司，都仰赖那张通信网络，城市近乎瘫痪。第一时间，中国电信卫星通信公司（以下简称卫星公司）李海龙等一行4人，携带首批140多部卫星电话从北京开车出发。一路上，调拨了1000多部卫星电话投入暴雨抗灾一线。彼时，郑大一附院重症ICU里600多名病人失去必要的医疗设备支持，眼前只有一条路：转移11350名病患。大量协调转移工作，都仰赖于卫星电线年发生的北京门头沟、河北涿州洪灾，还有甘肃积石山地震、甘肃榆中县山洪灾害，近期发生的湖北多地暴雨、柳州5.2级地震——每一次灾害都是对通信网络的极限测试。
2025年，北京怀柔突发暴雨，一位用户在第一时间用卫星电线，将附近村庄的受灾情况如实报告。
“像手机、电饭锅一样，操作简单。”白田乐担任缅甸保障任务负责人，他对《IT时报》记者说。因为时间紧张，首批到达震区的只有两位负责采访的记者。网翎卫星上网机不到5公斤，比20寸登机箱还小，记者拎着就上了飞机，在灾区转场也很方便。而且灾区现场没有配备通信保障团队，记者在废墟上架起卫星上网机，一个人完成接通信号、视频采集和直播推流全过程。
如果说十几年前的应急通信核心还是卫星电话，那么今天，整个行业已经开始进入“天地一体化”时代。
时间来到2026年，应急通信已经不再只是“通信”。卫星、无人机、自组网、AI、北斗短报文、量子加密等技术，正在构成新一代应急通信体系。
一辆搭载卫星天线的皮卡车内部，就像一个缩小版的应急通信指挥中心：卫星链路、调度系统、基站设备全部集成其中，可以在灾区为受灾群众提供临时的网络信号。如果遇到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极端情况，车辆开不进去，就要靠人背着设备往里冲。于是，卫星通信设备逐渐小型化。如今，一个背包大小的设备在几分钟内就能提供应急网络服务。
如今的应急通信已经形成多层体系：既有基于卫星的广域通信，也有4G、5G蜂窝网络，还有小范围自组网系统。
另一场竞争则在“天上”展开。一位业内人士告诉《IT时报》记者，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目前都在积极推进低轨卫星布局，关键词是“国产化”——因为过去高端卫星基站、核心模块、基带系统等关键设备大量依赖国外厂商。比如商业航天企业时空道宇，正与应急管理部门开展合作，聚焦灾前监测预警、灾中应急处置以及灾后恢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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