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伴随着惊天一响，中华民族从此挺起了脊梁。
之后，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核弹（原子弹和氢弹）、导弹、卫星组成的“两弹一星”成果震动了世界，也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闪耀光芒，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初生的新中国，面临着西方核大国的核讹诈。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
在党和国家的召唤下，钱三强、邓稼先、于敏、周光召等一大批科学家或隐姓埋名，或远赴戈壁，住进了“信箱”里，消失在了人们视野中。
原子弹理论设计初期，研究人员发现，有关炸药爆炸过程的一个数据与苏联专家给出的参考不一致。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团队前前后后进行了9轮计算，结果仍然不吻合，导致原子弹设计一度陷入困境。
最终，我国科学家巧妙利用最大功原理推翻了苏联专家的数据，将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向前推进一大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但仍有部分西方国家断言中国短时间内造不出能运载原子弹的导弹。其实早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几个月，我国便已研制出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两弹结合”工作也迅速推进。在钱学森的指挥下，研制团队在东风二号导弹的基础上进行了设计修改，进一步提升了导弹性能。
1966年10月27日，东风二号甲导弹托举核弹头直冲云霄，并成功命中靶心，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用自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我国奇迹般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两弹”快速突破的同时，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任务也被再次提上日程。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目标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这意味着卫星不仅要播送《东方红》乐曲，还要尽可能让地面能肉眼观测到。
为此，研制团队对乐音装置进行了精密设计、反复验证，同时创造性地在末级火箭上加装了特殊材料制成的“观测裙”，可大面积反射太阳光，成为跟在卫星后面的“夜明珠”。
1970年4月24日晚，一束烈焰划破长空，长征一号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东方红》的乐音传回地面，响彻大江南北。发射后的第二天晚上，东方红一号卫星经过北京上空，人们聚集在庭院、街道、广场，抬头寻找那个闪耀着中国精神、凝聚着中国智慧的光点。
“两弹一星”的故事已被写进历史，但“两弹一星”精神仍然鲜活。它早已融入我国科技事业血脉，指引着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在空白处开拓、于逆境中攀登，向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不断奋进。
在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智能决策中心，科研人员实时监测研判地下两千余米钻头运行轨迹，精准把控页岩油钻井全过程。古龙页岩油开采作业精度极高，分毫偏差都可能造成重大损失。面对曾被国外权威判定“不具备开发价值”的古龙页岩油，大庆石油人突破传统理论桎梏，历经五年攻坚实现产能跨越式提升，年产量从1.5万吨增至100万吨以上。
这份超越权威、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的坚守与担当，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诠释。“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精神内核，根植油田六十余年发展历程，早已融入大庆石油人的血脉风骨。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举步维艰。在党中央关于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部署下，距离古龙页岩油一百公里左右的松基三井喜喷工业油流，宣告了大庆油田的发现，打破了“中国贫油论”。
在开发建设初期，松辽盆地还是一片荒原，人员、物资、设备样样匮乏。党中央发出号召，几万转业军人和石油工作者赶赴这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打响了石油会战，孕育形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特别是面临国外技术封锁，大庆石油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六分四清”细分注水等创新技术，建成了我国重要能源生产基地。
1976年，大庆油田年产量攀上5000万吨。但在1980年，大庆油田就全面进入高含水开发阶段。大庆石油人依靠自主研发的井网加密接替稳产等技术，实施稳油控水系统工程，使大庆油田5000万吨高产稳产持续了27年。至今，大庆油田已累计为国家贡献超25亿吨原油，形成了“油、气、新能源”多能互补新格局。
前不久，在大庆油田采油五厂杏十试验区，大庆油田井下油水分离注采开发技术研发团队正为1%的井口补水量偏差反复研讨、严谨推敲。他们传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德民等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精益求精、锱铢必较的治学态度，以深耕细研、死磕到底的劲头，持续突破技术瓶颈。
目前，井下油水分离注采关键技术已完成多轮迭代优化，在杏十试验区已成功应用43口井，各项投产指标全部达标，让濒临关停的老旧油井重获产能，为老油田稳产增效、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技术根基。
67年，足以让一片荒原变成一座城市，也让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历久弥新。从“拿下大油田”到“建设百年油田”，大庆石油人用一次次实践证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不是静止的丰碑，而是不断生长的力量。
6月27日，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在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以下简称“林场”）正式开展。200余幅照片，将“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到百万亩林海的沧桑巨变定格在光影之间。“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这既是对塞罕坝人六十余年奋斗史的高度凝练，也是贯穿三代塞罕坝人科技创新之路的精神内核。
1964年8月，19岁的陈彦娴被分到千层板林场苗圃新育队。“当时坝上根本没有育苗的先例，育苗要求又严格。”陈彦娴回忆说，苗床必须绝对平整，技术员拿水平仪一测，不合格就得重来，她经常练得胳膊肿得抬不起来。买来的种子也珍贵无比，每一粒种子都不能损伤。陈彦娴说：“鸟来啄食苗壳，就敲洗脸盆轰鸟，long8平台使用教程盆都敲坏了。”
更大的挑战在山上。1962年、1963年连续两年造林成活率不足8%。当时人心浮动，有诗写道：“两年栽树全枯死，壮志难酬，不如下坝换新天。”
技术突围从一把铁锹开始。建场初期从苏联引进的植苗锹重达四公斤，不适应塞罕坝的沙石地质。第一代务林人先后三次改进植苗锹——锹体收窄、加长锹杆、增加蹬杆。改良后，一人一天的种苗数量从250棵跃升到600棵。
工具改良催生了“三锹半缝隙植苗法”——第一锹垂直开缝，第二锹先拉后推挤实土，第三锹再挤土，最后半锹封缝保墒。这一方法至今仍广泛应用于“三北”工程建设。与此同时，以张启恩、李兴源为代表的技术骨干创新“全光育苗技术”，让苗木从一开始就适应高寒气候，培育出根茎粗壮的“大胡子”“矮胖子”优质壮苗。
塞罕坝机械林场千层板分场一处石质阳坡上的樟子松。 科技日报记者 陈汝健 摄
如果说第一代人的使命是“从0到1”的破荒，那么第二代、第三代人的任务就是“提质增效”的营林守绿。
林场副场长国志锋告诉记者，过去的经营以木材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引导，现在以注重生态保护和多功能利用为主导。2020年，林场将全场森林划分为严格保护公益林、用材林和多功能兼用林三类，2023年将混交林营造纳入重点。
进入新时代，“二次创业”的号角吹响，科技赋能成为关键词。林场科技科科长郭志睿介绍，全场安装林木生长监测仪400套、鸟类声纹监测记录仪5套、红外相机600套。国网承德供电公司在塞罕坝布设8架自主巡检无人机，搭载红外检测设备，实现1分钟火情速报、2分钟识别、3分钟快速响应。碳汇交易是“两山”转化的新路径。国志锋介绍，林场从2016年开始开发CCER碳汇，是全国最先尝试碳汇的林场。
“塞罕坝精神是我们倍加珍惜的传家宝。”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说。从一把铁锹的改良到“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管护，从“三锹半”的人工植苗到近自然异龄混交林的科学经营，塞罕坝的60余年，是一部牢记使命的创业史，更是一部艰苦创业的科技进步史。
如今，这片115.1万亩的林海每年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塞罕坝人正以科技之名、精神之力，在“二次创业”的新征程上续写绿色奇迹。
近日，西安交通大学2026年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12000余名学子即将奔赴各地。这场典礼，不仅是青春的告别，更是精神的接力。70年前的夏天，数千名交大师生抵达这里，在麦田上建起校园，把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70年来，它滋养着西安交大扎根西部、兴学强国的奋斗实践，也成为激励广大知识分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精神力量。
1955年，为改变高等学校过于集中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党中央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战略决策。1956年，1400多名教工、近3000名学生登上西行列车。陈列在交大西迁博物馆里的那张粉色乘车证上，“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字迹依然清晰。
“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西迁教授胡奈赛当时22岁，她回忆初到西安时的场景：没有像样的实验室，师生就在简易平房里和泥砌墙、组装设备；没有活动场所，就用毛竹搭建四面透风的草棚礼堂。“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起行囊就去哪里。”她说。
当时，我国电机工业奠基人钟兆琳已年近花甲，安顿好瘫痪的妻子后，独自踏上西行列车。热力工程学家陈大燮处理掉上海房产，举家西迁，临终前捐出毕生积蓄，化作莘莘学子的灯油。
几乎同一时期，根据国家部署，上海、沈阳、青岛等地多所高校相继内迁或重组，西安动力学院、西安航空学院、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等一批院校落地西安，新中国高等教育版图就此改写。
1956年9月，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正式开学。该校由东北工学院、西北工学院、青岛工学院、苏南工业专科学校的土木、建筑系（科）合并而成。
被誉为我国钢结构事业奠基人之一的陈绍蕃教授随东北工学院来校。编写我国首部统编本科教材《钢结构》时，年近花甲的陈绍蕃腿部骨折住院，在病床上完成了全部工作。这本教材印数始终保持全国钢结构教材之冠。2017年，98岁的陈绍蕃与世长辞。他生前常说：“我这一辈子，只是做了一些踏踏实实的工作。我这一生，无怨无悔。”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大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陶文铨自喻为“西迁大树上的一片小叶”。1957年，陶文铨高中毕业时恰逢交通大学西迁，他毅然报考了动力工程系，成为西迁后首批到西安报到的学生之一。从教数十载，这片“小叶”育出了“桃李一片林”——培养本硕博学生超2万人，其中走出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多位国家级领军人才。
如今，西安交大一批批青年教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回应时代对科技自立自强的呼唤：从海外归来的青年教师徐峰牵头组建仿生工程与生物力学研究所，吴朝新教授团队突破柔性钙钛矿光伏技术并推动产业化落地……西迁以来，西安交大为国家培养了近40万名人才，其中一半以上选择在中西部地区建功立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名誉院长刘加平带领团队专注于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研究，在西藏浪卡子县建成我国首个完全依靠太阳能规模化集中供暖的示范工程。20年间，从青海到西藏，团队建成各类太阳能供暖工程20余处，惠及群众超过50万人，研究成果曾获联合国人居署颁发的“世界人居奖”。
70年前，西迁专列的汽笛声划破长空；今天，新时代的青年背起行囊，继续向远方行进。
前不久，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家盈在空间站里度过了端午佳节。他们吃了粽子，发回了“端午安康”祝福，各项科研任务紧凑有序地推进。这已是中国航天员第六次在太空过端午。
这样丰富充实的太空生活来之不易。回望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从立项决策到全面建站的壮阔历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科技飞跃，更是载人航天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生动实践。
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后来说：“压力贼大。”当时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储备不足、经费紧张，“人命关天”更是对技术安全可靠性提出了“零容错”要求。在这条注定充满荆棘的征途上，中国航天人众志成城、不惧挑战，用30余年时间，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神舟五号飞船发射前，王永志送给航天员杨利伟一句诗——“飞扬直上八千丈，只手拨云观沧海。”诗句背后，是他承受的千钧重压。按照国际经验，在将航天员送上太空之前，要开展多次动物试验，但对当时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来说，这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中国航天人拿出了创新跨越的勇气，用两次模拟人试验，给送线日清晨，杨利伟乘坐飞船平安返回，我国成为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此刻成真。
2008年9月27日，翟志刚在舱外舞动国旗，让全世界见证了五星红旗在太空飘扬。坐在电视前的观众并不知道，航天员们正在经历生死考验。当日16时48分，翟志刚在刘伯明的辅助下打开舱门，轨道舱里突然响起火灾警报。值守返回舱的景海鹏一边检查系统，一边跟刘伯明判断排障，同时向地面报告。刘伯明作出决定：任务继续。他跳过原计划的其他步骤，直接将国旗递了出去。经确认，这是一次误报。3名航天员事后道出了当时的想法：“如果回不来，就把这舞动国旗的画面，作为我们的永别吧。”
2011年9月29日傍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望着塔架上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内心并不平静。以空间交会对接为核心任务的载人航天工程第二阶段，原计划是将神舟飞船轨道舱改造后留轨飞行，与后续神舟飞船进行无人、有人交会对接。但此时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能力和技术储备已达到更高水平，保守地执行原计划，可能错过创新超越的重大机遇。分析和评估之后，航天人建议中央调整计划安排，直接发射8吨级的目标飞行器，兼作空间实验室，一并实现自动交会对接、手动交会对接、中长期太空驻留的目标。当日21点16分，天宫一号发射升空，并在此后数年间，创造了中国奇迹。
进入新时期，载人航天工程加快了发展脚步。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发射，到长征七号、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加盟”，载人航天的技术拼图不断丰富。2020年5月5日，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成功首飞，拉开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任务序幕。从2021年4月29日发射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开始，我国在20个月内密集实施11次发射、3次飞船返回、2次舱段转位、7次航天员出舱任务，4个飞行乘组12名航天员接续在轨驻留，如期建成空间站，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空间站组装建造最快纪录。
工程任务稳扎稳打、连战连捷，航天员们身上则多了一些“松弛感”。“爽不爽？”“爽！”景海鹏与陈冬的对话，以及叶光富那句“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都为网友津津乐道。这份从容与自信，源于技术底气与精神内核。
辉煌的成绩单背后，是无数航天人将载人航天精神刻入骨髓的坚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树里测控区科技人员贾江磊已扎根戈壁21年，毫无怨言。“航天是万人共心的事业，个人理想融入事业发展是相互成就。”贾江磊说。
2026年4月9日晚，一台台重卡驶入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全部安全运抵。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查，并开展国际合作。中国探月工程将向前迈出新的一步。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月亮充满向往。中国探月工程自2004年立项至今，以“绕、落、回”三步走战略为指引，将“嫦娥奔月”的浪漫传说，化为航天器在月面留下的中国足迹，铸就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
1958年，钱学森提出“要到月亮上去”。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掀起第二轮探月热潮，一些中国科学家清醒地意识到，月球是深空探测的第一站，不布局就会落后。相关部门也组织开展了探月必要性和可行性初步分析论证。然而，“劳民伤财”“技术能不能实现”等争议不断出现。还有人认为，中国探月不会比美国“阿波罗计划”更辉煌，没必要做。对此，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反驳：“我们不对月球进行探测开发，就只能买。可是，月球资源、月球环境能进口吗？”
2004年1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绕月探测工程立项。这项工程随后被命名为“嫦娥工程”。论证组负责人、中国探月工程月球科学应用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感慨：“几代天文、航天人的梦想终于照进现实。”
据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中国工程院院士栾恩杰回忆，嫦娥工程初期经费约14亿元，跟当时北京修建2公里地铁的费用差不多。航天人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尽可能利用已有技术和设施。同时，他们在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嫦娥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叶培建等专家的带领下，攻克了轨道设计、飞行控制、远距离测控等一系列难题，最终铺筑一条跨越38万公里的远征之路。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成功发射，让国人千年揽月之梦成为现实。2010年10月1日发射的嫦娥二号，不仅圆满完成既定任务，还成功开展多项拓展试验。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携玉兔号月球车发射升空，实现中国航天器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与巡视探测，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达成该成就的国家。
此后的中国探月，向更多“世界首次”发起挑战。2019年初，嫦娥四号在世界首颗月球轨道中继卫星“鹊桥”的协助下，在月球背面刻下中国足迹，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在2020年嫦娥五号圆满完成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后，嫦娥六号携手鹊桥二号中继星，于2024年完成了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的壮举。
探索未知，离不开协同攻坚的精神。叶培建曾说：“航天是个系统工程，用‘万人一杆枪’来形容毫不为过。”以嫦娥六号任务为例，从探测器到中继卫星，从载荷到一个个元器件，从发射场试验队的长期坚守到飞控中心技术人员的秒级操作……历时53天的太空旅行，背后是全国数千家单位、数万名科技工作者的凝心聚力。正是如此众志成城，创造了中国探月工程连战连捷的辉煌。
在阔步前行的同时，中国探月工程始终敞开胸怀，践行着“合作共赢”的理念。嫦娥六号搭载了4台国际载荷，帮助中外科学家共同开展月背科研探索。long8平台使用教程国家航天局已公布嫦娥七号任务国际载荷搭载项目，并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共建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邀请。这种开放务实、互利互惠的举措，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贡献了中国智慧。
如今，中国载人登月研制工作正稳步推进，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也将展开，中国航天人将在宝贵精神财富激励下，向深邃太空勇毅前行。
6月的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最高气温已超35摄氏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北塔山牧场牧民哈力木·达吾列提拜再也无需受传统放牧之苦。他在家里吹着空调，通过手机打开北斗智能放牧系统，就能实时查看牲畜的位置和行动轨迹。“以前找骆驼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如今在家看着手机，可以照顾老人、忙别的事，不担心骆驼走丢了。”他说。
智能放牧只是北斗应用的一个缩影，如今的北斗，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惠及国计民生。30多年来，面对国家时空信息安全的重要战略需求，几代北斗人不仅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更在长期攻关中磨砺出“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
1994年，带着“永远不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到别人手里”的坚定信念，北斗一号工程在摸索中起步。
按照当时已经建成的GPS和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工作原理，对地面目标点进行定位，至少需要3颗卫星；要想达到更高定位精度，则需要4颗以上卫星。当时我国无论是技术、经验还是经费，都难以满足这一条件。
但中国人有自己的智慧。早在198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芳允就创造性地提出“双星定位”构想：把地心视为一颗虚拟卫星，再发射2颗地球同步卫星构成星座，可实现对区域内地面目标的快速定位。这一方案能以最小星座、最少投入、最短周期实现我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之后，孙家栋、范本尧、谢军等航天专家反复论证，确立了“先建试验系统，再建区域系统，最后建成全球系统”的发展战略。
2000年，随着2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相继发射，我国构建起兼具定位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的双星定位系统——北斗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2004年8月31日，北斗二号区域导航系统工程正式立项。不同于GPS的单一中圆轨道设计，北斗二号创新采用地球静止轨道、倾斜地球同步轨道、中圆地球轨道3类卫星组合布局。混合星座在亚太区域信号遮挡更少、定位稳定性更强。这一我国独创的星座架构，后续在北斗三号沿用并进一步升级。
在北斗二号系统建设阶段，西方国家加剧了技术封锁，高精度星载铷原子钟、导航射频芯片、星上功率放大器等器件被严格限制出口。关键时刻，从科研院所到生产企业，工程相关的400多家单位、数万名科技人员团结协作，逐一实现器件自主生产。
2007年4月14日，首颗北斗二号导航卫星发射。2012年10月，14颗卫星星座部署完成。这一年12月27日，我国宣布北斗二号系统正式建成，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
2009年，瞄准“世界一流、全球服务”目标的北斗三号系统启动研制。2017年11月5日，2颗北斗三号中圆轨道组网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北斗全球星座的大规模部署正式启动。面对高密度发射挑战，北斗人将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精神发扬到了极致。
在第9颗北斗三号卫星一次关键单机测试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体主任设计师刘家兴发现，一个关键指标超标了十亿分之一秒。跟这个精密设备都难以捕捉到的误差，他较上了劲。此时距离卫星发射窗口只剩4个月，刘家兴和同事不眠不休、反复测试，终于找到单机软件设计中存在的瑕疵，让指标恢复正常。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建成开通，定位、测速、授时能力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秉持“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发展理念，北斗系统积极深化与其他全球导航系统的兼容与互操作。如今，北斗产品已在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中国北斗正以开放融合的姿态造福全球。
按照规划，我国将在2035年前建成更加泛在、融合、智能的下一代北斗系统。瞄准这一目标，北斗人将在新时代北斗精神指引下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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